都随着重新落户而购销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行禁止成为一句空话。

    也是因为新任的知县尚未到任，吴帆徽从县衙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让他最为吃惊的还是府州县衙门巧立名目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赋税，而这些赋税的承担者，就是贫瘠的百姓。

    譬如说延安府衙，在流寇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征收了所谓的安宁费，而当朝廷派遣大军前往陕西剿灭流寇的时候，巡抚衙门接到了府州县衙门粮草告急的文书，为了解决大军的开销，设立了剿灭费。

    细细算起来，各种巧立名目征收的赋税，多达十余项，且这些赋税的总额，远远超出了朝廷规定的赋税，而且各级衙门在征收赋税的时候，首先就是征缴地方确立的诸多赋税，接着才是朝廷规定的赋税，万一征收的数额不够，那就再次写奏折叫苦，说是地方上遭受了灾荒，根本就无法征收到足够的赋税，反正法不责众，各地方都是如此，朝廷也不可能惩戒某一个人。

    更加可恶的是，因为陕西大规模的灾荒，朝廷实际上已经免除了不少地方的赋税，这是皇上下旨明确的，但各级衙门充耳不闻，依旧征收赋税，让走投无路的百姓，最终选择了暴动，选择了造反。

    这些事情，县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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