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

    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

    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

    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华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

    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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