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痛加批判，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并非是在洞悉世界潮流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对应，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发展而做出的反应。

    尤其是大院君将艰难击退西洋人，暂时克服洋患视为独善其身的方法，从而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鄙视把外界的人和文物都认定为野蛮的敌人和有害的东西，这是大院君的一大错觉和局限。

    如果大院君能够以纵观世界与历史的慧眼，合理地实施对外政策，则不至于经历那么多耻辱和痛苦。

    另一种观点则对大院君表示肯定，认为兴宣大院君执政时期，可从抵抗外势侵略、保护国家主权的努力中看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正因为在此期间对传统社会的弊端进行果断的改革，从而为近代转型准备基础，促进了朝鲜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进程。

    近代倾向的改革家乃至独裁者，对大院君的批判都是受了日本殖民地史观的影响。

    大院君与西洋各国接触的事实，指出大院君并非简单的锁国主义者，他实际上主张在强化国力以后自主开放，而反对的只是欧美对朝鲜的无理侵略而已，因此在特定条件下的锁国政策是兴宣大院君面临民族危机所采取的果断的政策。

    对大院君的否定都是日本的故意诋毁，以此来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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