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锅我来背。”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然而，控诉和叙述，都只终于日军强奸那一刻，此后，再不见强奸幸存者的故事，仿佛，被强奸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其实，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那就是，当年被日军强奸过的女人们，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与对性暴行的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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