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考上功名，哪怕不能入朝为官，在自己老家也很快就能成为一方豪强。到最后，天下间但凡肥沃点的田地都是达官显贵或有功名之人的，只有贫瘠的田地才是寻常百姓的，而要交税的就是这些只有贫瘠田地的寻常百姓家。

    那商税呢？更悲催。农税好歹还能收到点，商税你就根本不要指望治理地方的文官们去收。因为能当上文官的，要么是世家子弟，家里本来就经商。要么虽然是寒门出身，但一旦当官就有商人来投靠、贿赂，自然成为商人实际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没几个文官愿意、敢收商税，一旦收了则成为天下文官的敌人，那还有仕途可言。

    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是需要税收的，把税收的压力压在只有贫瘠田地的寻常百姓的肩上，后果就是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那个叫张居正的男人看到了问题所在，虽然不敢收商税但心如磐石地重新丈量土地，向权贵、有功名者征收田税。

    哪怕张居正只是向权贵们和有功名者收取他们田地收入的很少一部分，哪怕张居正根本就没收商税，可结果张居正一死全都作废（野史有传言张是被毒死）。年轻的万历皇帝无法与团结一心的整个文官、权贵集团抗衡，向权贵和有功名者收田赋的作法作废。后世人研究万历皇帝是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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