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说，做事过于激进，不够沉稳，非圣贤不能为，而且他们的学说法自西方，究竟能不能救中国，还在未知之天。”

    “佛教亦是外来之说，但在中国早为善男信女所膜拜，何来中外之别？倘若不能救国，即便是国内所产之理念，如八股、小脚，又有何用？若能救国，何必纠结东方西方？”郑颐玹明白，只有自己说服朱邦伟，他才会假手以援。

    “佛教自汉末初入中土，并未能流传开来。至达摩一苇渡江，别立禅宗，信徒始众；而后六祖发愿，‘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杂糅中土本有之学说，创曹溪一门，才堪为士子信服。佛虽产西土，却早已是东土应有之物。”

    “那据您的意思？”

    “自东西交通至今，举凡传入之思想数以百计，却都是沧海余漾，难以成事，惟见生灵涂炭，国不成国。洪秀全借西方之宗教，李鸿章援西方之器物，自康有为始，乞之西方之思想，时而改良，时而革命，时而君宪，时而共和，纷纷绕绕，你方唱罢我登场，哪有穷尽的时候。等到北洋被逐，本期望孙逸仙拼凑的三民主义可以消弭战端，可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丝毫不逊色于北洋武夫。”朱邦伟叹气道，“时代如是，唯有苟活二字。”

    “朱老可知中国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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