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不少古书，把脑子读坏了。他说中国的知识重感情，西方的重理性，待到他去英国留学时，政治学的书本，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等”，史茜妮握着瓜子的手指了指远处书架上的书道，“，他都耐不下性子读，好一阵子才克服自己的感性思维。”

    “那这倒也难怪，我见你文章中的词句，外表虽是华丽，可是内中却立不住足，总给人感觉在水上漂动地蜉蝣的感觉，没有回味。”张爱玲撇撇嘴，她这种矜持的女子，做这种可爱的举动，就如六月里看见雪景般的稀罕和诧异。

    “我打小父亲就让我跟着一个老先生读古文，从五经到前四史，佶屈聱牙，拗口得要命。我当时恨毒了父亲，他自己成日的抽鸦片烟，捧戏子，偏偏让我读那种灰扑扑的书。”张爱玲说道，“说来也可笑，有一次，约莫着七八岁的光景，我去拜访一个长辈，他横躺在藤椅上，花白的胡子垂在胸前，有气无力地问我有没有学过诗词？我就背了几十首，当我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他满是丘壑的脸上黯淡的眼睛里居然像小孩子一般流下了泪来，抽抽搭搭地在哭泣。”

    “满清的遗老似乎都是这个调调，一些感时伤世的文章，硬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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