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绍泉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乾国对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约。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90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乾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乾公使巴兰德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乾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绍泉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乾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绍泉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乾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乾英谈判的过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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