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渠道，通过他的“参议”身份来求得改变。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明治六年的政变”，导致“西乡有谋反动机”这样的认知在朝野实实在在的存在。紧接着的明治七年，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大法官、司法卿、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的佐贺（离西乡所在的萨摩鹿儿岛并不远）的3000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镇压，并以极刑枭首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然而，他们的下野原因，拥护人群，居住地点，影响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远的。可以说，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以“佐贺之乱”作为强化“西乡是有谋反动机的”这一观点的根据的。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首，也是想要震慑西乡隆盛，西乡隆盛对此心知肚明。,…,

    而西乡隆盛经营的私学校，则更为大久保利通等人所忌惮。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设有130多处分校。可以说，这是一个以西乡隆盛为中心的紧密组织。更严重的是，鹿儿岛县从来没有上交过日本中央政府税款，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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