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雨生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朝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土之情款”，则中土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土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伯函、左季皋、李绍泉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天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彤郅十三年郭筠仙被任命为乾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土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雨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彤郅七年，丁雨生独具慧，将出身秀才的李丹崖推荐给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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