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大乾朝的清流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天朝皇帝之为“天下共主”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彤郅六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直隶总督李绍泉认为，与敬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他的老师曾伯函则认为，宁煦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土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中夏之礼制”。

    而直到彤郅十二年，18岁的彤郅皇帝正式亲政，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彤郅皇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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