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等心学大师依然坚持讲学与科举的统一，并鼓励生徒应举，使眀代中期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后期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

    到了乾代，无论是官办书院，还是民办书院。都直接教授科举之学，讲授程朱之学的书院也转而为科举服务，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主要职能，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授科举之学的制度。全佳时期鼎盛的汉学书院虽然不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反对教授科举知识，但学习全佳汉学有利于生徒应举却是不争的事实，汉学书院成为当地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机构。

    书院与科举几乎是共生的，形成了中土古代教育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在书院与科举关系中，二者的相互影响并不是等量的，一般是书院被动地接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由于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能起推动作用，所以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士数、举人数都是息息相关的。

    锦江书院自宁熙四十三年，由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刘德芳秉承四川巡抚“欲兴文教以植人才”，“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地修建以来，它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有乾一代四川人才培养最有成就的书院之一，也是四川省城名流荟萃、大家辈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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