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让崔可夫沉默了许久，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所说的两名指挥员，在保卫的小学校的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他们一边掩护炮兵观察员为炮兵提供射击参数，一边和企图夺回学校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先后打退敌人发起了三十多次冲锋。当他们仅剩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守在学校教学楼的楼顶，顽强地和敌人战斗着。”

    在我听来，崔可夫说话的口吻想在念悼词，我越听越提心吊胆，最后忍不住打断他问：“司令员同志，他们两人是不是都牺牲了？”

    我的问题一出口，崔可夫马上就用莫名其妙的口吻反问道：“牺牲，谁说他们牺牲了？就在他们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派出的援兵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他们的敌人。你的部下连两名指挥员在内，只剩下了七个人，而且个个带伤，我便派人把他们送到了河边的野战医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个把星期以后，他们就能出院了。”

    我刚放下电话，基里洛夫便凑过来好奇地问：“奥夏宁娜同志，司令员说有位战地记者要到我们这里，是谁啊？”

    虽然我爱伦堡曾经在我被降职后，亲自赶到机场来为即将前往列宁格勒的我送行，还送了我不少的东西，但我心中对他的怨恨却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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