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兴登堡称德军已无力再战。黄帝纪元4617年（19）6月28日协约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决定接受条约。

    随后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前军队将领开始质疑条约。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家、社民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犹太人被他们视为叛国者，因为这些所谓的“十一月罪犯”是魏玛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他们“在背后捅了德国一刀”。这种论调在德国投降后具有广阔市场，因为当时德国已经取得了东线的胜利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而西线德军仍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但实际上西线德军的春季攻势因给养不足而被迫停止，在批评者眼中这次失败被归罪于后方的罢工，尤其是犹太人。而他们却忽略了交战双方已经卷入了总体战中，前线的局部战术优势无法扭转德国在战略上的失败。

    中华帝国虽然参加了此次的巴黎和会，但是在《凡尔赛和约》中，中华帝国却并未在德国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即便，德国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极其庞大，如果能够从这其中分到一笔的话，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是，为了长远的利益着想，中华帝国还是放弃了索取战争赔款。即便，在和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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