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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