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小路召集台北的领导人开会，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

    台北走的是地下党的路线，所有人都是地下党，根本不搞武装斗争，甚至也不搞工人运动，唯一做的，就是做了一些情报搜集的工作，教育民众，开辟了一些农场，仿照卢作孚的做法，改良社会。

    他们的核心人物多是有名望人物的子弟，靠着亲族的名声，做一些社会改良，一些活动甚至有日本人参与，日本人倒也没觉得他们是思想犯。

    暗地里，他们做的就很多了，在偏远山区，甚至在一些乡下地方，他们都发展了基层组织。农民被他们组织起来，相互帮助，和地主斗，减租减息。

    他们还写了一些书籍文章，悄悄地送给知识分子，教育贫苦百姓。他们兢兢业业，努力工作，这才发展了好大的力量。

    这一阵教育百姓，台湾百姓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一些山里部落开始和日本人起摩擦。二林觉得事大，向小路请示。恰好史迪威请小路去缅甸，小路就把这两件事安排在一起了。

    听完了大家的汇报，小路道：“各位，工作很出色，完全贯彻了当初的方针。如今形势变了，做法也可以适当改变。”

    林朝华道：“形势如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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