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包括三块：田赋、盐税、关税。其时，全国每年地丁收入，大约是两千六百万两。就是说。盐税占田赋的小一半，两淮盐税，又占全国盐税的大半。

    盐税，只是朝廷从盐务获得收入的“正项”。除此之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天灾年荒，或河防工需，或巡行庆典，盐商就捐输报效。留意，这些“捐输报销”。可不是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也不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你如果不给，或者给得不够数，以后就不要再吃盐商这碗饭了。

    盐商“捐输报销”的数目，难以详考，但是，仅两淮盐商的报效。整个乾隆朝，通扯计算下来，就有四千万两之钜——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

    “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一字不为虚设的。

    清朝盐政之盛，在乾隆朝达到顶峰；之后，和国势一起，每况愈下，到了道光朝初年，已经是一塌糊涂了。盐壅商困，私贩猖獗，纳课不前，亏空巨大，无以弥缝，基本到了“山穷水尽，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中，两淮盐务之不堪尤甚，几近病入膏肓了。

    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大举变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似乎颇见功效，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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