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乾隆早期的和达赖喇嘛“共理藏政”，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以钦差的身份，“总览事权，主持藏政”。

    高宗、仁宗、宣宗，都曾反复强调，西藏“一应事件”，达赖以下，均须“遵照钦差大臣指示办理”，“禀命驻藏大臣办理”；非但如此，“一切陈禀”，达赖、班禅、噶伦，皆无权“直禀朝廷”——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

    就是说，达赖、班禅，虽然在礼仪上和驻藏大臣“相敌”，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是皇帝的属臣，还是驻藏大臣的属员。

    驻藏大臣除了拥有西藏的外交权、防务权，还拥有行政、人事、司法、财政的最后决定权，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

    驻藏大臣对西藏，完全不存在什么“不干涉内政”的问题。

    满庆庸懦颟顸，偏听偏信，放纵西藏内部的争斗；恭王则息事宁人，对争斗的结果予以承认，这么做，必然大大削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启不逞之徒的野心，属于自废武功的昏招。

    事实上，彼时朝廷虽然在英法手上吃了亏，但在西藏的权威犹在，如果驻藏大臣对夏扎、贝丹顿珠等人严词训斥，勒兵以待，西藏的内乱是起不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造反。

    热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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