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露出奇怪的神色，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对我的意见有异议？”

    “这个……略微有点奇怪。”达尔朗说道，“我还记得您当初一力要求以叛国罪缺席审判戴高乐死刑呢。”

    “呵呵。”贝当忽然露出如顽童般的笑容，“那是做给德国人看的，不然我们怎么过关？真想要他死我为什么不派刺客？英国方面有的是我们的人。”

    “可惜他不能理解您的宽宏大量与一片苦心，居然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还甘愿为丘吉尔火中取栗。”

    “戴高乐是个人物，他只是和我们政见不合，但为了法国的心思我是理解的，行事操之过急、不择手段也是年轻人办事的通病，只希望他别中了丘吉尔的圈套。再说，政坛不就是这样奇怪么？1916年抵抗到底的法国英雄变成了1940年投降敌人的卖国贼……”

    达尔朗知道贝当说的是他自己，早在1939年就有人建议贝当去竞选总统，他笑着拒绝了，并说道：“总统是战败后的元帅来充任的职务。”没想到后来一语成谶。达尔朗诚恳地安慰贝当道：“您千万别这么想，这对您不公平。是您将法国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法国人或者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您不惜声名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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