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定居下来之后，府上经常是宴席不断高朋满座。袁先生常说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朋友，并自诩为‘孟尝座下三千客，鸿渐席上五个师。’。（笔者注：钱学森就是号称能顶五个师的男人啊。）

    “不过同时呢，他性情狂放言语无忌，而且得罪起人来就往死里得罪。比如说他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西文化第三次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第一次中西文化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首次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紧接着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调和论’。”

    “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梁启超自欧洲归国，1918年出版了《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与此同时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们两人殊途同归地认为：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胡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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