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长叹口气。在他拿出证件时也曾稍有察觉不到的犹豫，他不知这个其实已经过期的证件是否管用，不过这时已经是1969年末了，特殊时期已有三年，疯狂的巅峰已经略有收敛，国内矛盾已转向对苏联的战争准备，军人的地位在社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他刚才拿的就是四年前执行任务时，军方发的一个临时证件，他这次回国有意带在身上，以备不测，果然这时用上了。

    端着枚沏好的茶，坐在一把断了许多藤条的藤椅上，他巡视着这个他曾经熟悉的房间：这是一个大房间隔出的两个套间，大约20多平方米，简单而整齐的布置比较以前那个异常凌乱的张家，显得更加适意。地板显然已经很久没有打蜡了，剥落的红色油漆下，露出原色的木纹，即使在这么冷的冬天，木窗也像是关不严地半敞开着，在门口处辟出一个有抽水马桶的小卫生间。在上海异常紧张的住房条件下,幼臣家的环境虽然还算说得过去,但比较那些南下干部,幼臣这种本地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条件就差很多了。是他把弟弟幼臣引入革命这条路的，50年代幼臣从北京中央政法干校毕业后，就从以前的五金工会转到了上海司法系统，成为一名中层官员。他一直很感激幼臣和姊姊莉霞，因为自他1947年离开上海就回来过两、三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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