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其最终目的是怕由此而引起更大的恐慌。在官场中，稳定高于一切，责任如此重大，他哪里敢掉以轻心？

    他之所以要瞒下，也是为了“当好”他的官。作为一个以做官为职业的政治家、作为中国的官场中的一员，以中国官场的逻辑，上级没点头，他有什么权利来表态，他有什么资格来表态？

    我们可以设想，当个人的地位已经确定时，当他的组织已经宣布了决定时，要他辞职，要他谢罪，我想他很可能会毫不犹豫。但如上级没点头，任疫情发展得可与大跃进相比，他也会一硬到底，永不讲一句真话。这就是官场的准则、这就是“对上负责”，对下可以胡来的准则。如果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他甚至会动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疫毒中的人，2月份的“传谣者”，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他之所以瞒下，当然也有着他的私心。在这次事件中，尽管反映出我们的体制所形成的“民为轻，上级为贵”的问题，也反映出其为自己推卸责任的重要方面。大官压小官，疫情的进一步扩大，对他的仕途当然是重要的。

    “张文康现象”，反映出的是我们的官场的逻辑，是一种“为官”的逻辑，而不是“为民”的逻辑。“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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