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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的麻烦其实是整个1911年中国政治动荡不堪的缩影。

    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的政治局势都显现不稳。各地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在精神领袖张謇的带领下，上至议长、副议长下至全体议员悉数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劻手足无措，相比之下，东北的百万官帖还真不算大事。

    清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的举动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

    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请愿浪潮，标榜开明的载沣终于撤下了伪装，报以赤裸裸的镇压——将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痛心疾首地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

    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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