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丰富，生命力实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每个人的时间都精打细算，无暇顾及“沉舟”和“病树”。

    在车上，要不是温润的空气和视野尽头越来越近的东方明珠提醒我，我还以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韩是上海本地人，给我讲着上海这几年的发展太快，有点刹不住，抱怨说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弃外地人，主要是没有必要把上海的资源搞得这么集中。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心里正揣度主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小韩将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后，叮嘱我先洗洗，自己在楼下等。

    我简单洗漱了一番，换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锃亮的皮鞋。

    平时穿便装，一时感觉不习惯，像被五花大绑捆着一样难受。这是规则和礼仪，有时得去适应。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厌恶的衣着。

    高中时期，于越经常因为不穿校服而被记过。

    他长篇大论，告诉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即暴力的垄断者，所谓学校，即国家的mini版本。校服是对自由的最大讽刺，穿着校服参与的集体活动，更是对自由的残酷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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