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馀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正；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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