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伯温自此于先达不敢妄论。刘壮舆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可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者，益知古人不可轻议。后生哓哓，只为不遇苏邵两先生垆埵，然究竟坐胸中书少耳。

    白乐天一帖云：“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已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贞元初，有符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刘轲。轲开卷慕孟轲为人，秉笔慕扬雄、司马迁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龙子》十卷，杂文百余篇。而圣人之旨，作者之风，虽未臻极，往往而得。予佐浔阳三年，轲每著文，辄来示予，知轲志不息，异日必能跨符杨而攀陶谢。轲一旦尽赍所著书及所为文，访予告行，欲举进士。予方沦落江海，不足以发轲事业，又羸病无心力，不能遍致书于台省故人，因援纸引笔，写胸中事授轲。且曰：‘子到长安，持此札为予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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