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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四章 钱串子李守汉(中)

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下官以为,宁远伯所说之法,不过是治标之术,若要国家长治久安,四海升平,朝廷制度当以仁义为本,我等官员应以操守第一。这样辅佐圣明天子,方可有望直追二祖列宗之世。”

    又是一个迂腐之人!守汉在心中一阵冷笑。不过,看在这位老先生在明亡之后绝食而死不食清粟的份上,便在语气和态度上不像当初对付水太冷等人那般恶毒。

    &先生此言差矣!仁义二字,当分对待何人!我太祖高皇帝以淮西布衣之身,提三尺剑而荡平天下洗荡腥膻,直杀得蒙古鞑虏血流成河,却为何不对胡虏行仁义之事?若要讲仁义,老先生不妨此刻出京师,或向南,或向东,去找正在与我大明官兵作战,洗劫我大明百姓的辽东反贼讲究仁义操守之道!”

    刘宗周宦海沉浮几起几落经过了多年的赋闲生涯,自认为对大明朝的痼疾顽症了解得很清楚。所谓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他认为任何方法都是属于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在他向崇祯上的《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中,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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