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广州等处税关先行移交给我南粤军管理。就关税收入来补充我南粤军的军费开支。这，也算是效仿国朝先例了。”

    李守汉所说的国朝先例，便是自万历年间开始的所谓三大征和辽东战事军费。

    时人茅瑞征有《万历三大征考》附东夷考略，瞿九思有《万历武功录》十四卷。《明史》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又卷百二十三《王德完传》：“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这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清朝官方的《明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三大征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巨，对于明廷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但实际上明廷自万历年间开始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余万两，远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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