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超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首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首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首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首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超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超过去年的数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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