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为京储重计，难以议留。

    “漕粮是供宫里，勋贵，京师官员所需的，他们自然反对，说的冠冕堂皇，好似为朕的内廷考虑！如今拿不出钱来赈济百姓，难道非要逼朕下罪己诏，他们才满意么？”沈徽愤而将折子掷于地下，慨叹道，“容与，朕此刻，若是能变出几十万两银子来就好了。”

    银子事大，可那句罪己诏，更让人心恸，举凡君主在大政上有过，或国家遭受天灾，或政权出于危难，惯例是要颁布自省和检讨所犯过失的这类诏书。

    可说句良心话，沈徽并不是个很坏的皇帝，相反则是足够敬业，足够有企图心，想要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稳固的政权，想要建立一个更为辉煌的帝国。只可惜，底子弱了些，确是不能怪在他头上。

    那么钱该从何处来？这个时代，财政收入归根到底还得靠赋税。

    容与俯身拾起奏疏，替他忧心，也替他思虑，“国税历来是田赋和徭役两项，如今农民生活已是艰难，自不能再增加他们的税赋。但矿税和商税则不在其列。所谓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商贾之利可三倍于农事，赋税却较农税为轻。臣以为并不合理。皇上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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