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早就在心里打好的腹稿：“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它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吕陶这篇长篇大论，有理有据，摆事实说道理，从法理上封死了绍述的正当性，接下来翰林学士范祖禹又道：“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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