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林德禄挑出的这两桩案子，已经揭示出了通判与治中最大的不同。

    以往孙绍宗做通判时，负责处理的往往都是恶性刑事案件，而成为治中之后，需要处理的民事诉讼就占了绝大多数。

    虽说论严重程度，民事诉讼比不得刑事案件，论出彩也远不如前者，但其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却往往犹有过之。

    这类业务，孙绍宗当年做警察的时候，也不是没接触过，但比起侦破刑事案件的得心应手，却明显还是差了些火候。

    如今乍一接手，难免便有些忐忑，故而才又往后推了一天，以便做足准备。

    好在这年头，老百姓对官府都敬畏有加，真要遇到什么难解的琐碎事儿，拖上一年半载也不成问题，不像后世那样，拖着拖着就容易闹出大新闻来。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刑名通判注重事后侦破，而治中则多了提前预防的职责——不过这治安防治什么的，也是孙绍宗的强项之一，因此这方面倒不用太过担心。

    却说按照林德禄整理出来的轻重缓急，处理掉近半的公文案宗之后，眼见就快到响午了，孙绍宗舒展了舒展筋骨，便准备去韩安邦、贾雨村那里走上一遭。

    要说这古代官场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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