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拿过一双很破很破的旧拖鞋请他修补，还教过他如何说普通话。虽然没学会，他还是很怀念徐老师的。他出生闽南乡野，生来就满口粗话，但在校园补鞋，他不知不觉就把讲粗话的陋习改了许多。他喜欢一边补鞋一边聊天，别看他没有文化，却记忆力惊人，几十年来校园教工张家常李家短，他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派出所的户籍民警都不如他，曾因此被人细称为“特务”，后来“特殊时期”时的派出所还当真把他视为“特嫌”，幸好他祖宗十八代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左嫌右嫌也没嫌出问题来！他说，“反右”和“特殊时期”期间好多老教授“遭踢”（闽南方言，意为挨整、被迫害），他向来坚定地站在老教授一边，认为是那些整人的干部以及红卫兵、造反派不对。当然他也善于把报废的自行车内胎剪成一副副弹弓的橡皮，以每副八分、一角钱的低价卖给很多教工和“右派”的孩子（笔者当时也是买者之一）。

    谈话使老谢渐渐进入了角色，越谈越来劲。听说外国的修鞋匠只会修补皮鞋，老谢认为那太差劲了。他这一生几乎修补过人间所有质地的鞋。他的话匣子只要一打开，大半个世纪的“补鞋经”就竟相涌出来：建国前后修补过美国的旧皮鞋，又厚又硬；还有闽南的木屐，但无论皮鞋还是木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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