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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初，葡萄牙王国终于打通了从里斯本到马六甲的东方航线，第一次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到东方香料贸易的美妙气息。葡萄牙亲王阿丰索的宫廷药剂师皮莱斯，曾跟随船队远航东方，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广州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但不得广州当局的允许，中国商船不得开向暹罗、爪哇、马六甲及其他地方。”

    大明帝国的海禁政策几乎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就定下了某些基调，即只允许“贡舶”，而严禁“私舶”。为了贯彻执行这种海禁政策和法律，大明帝国施行了一种“朝贡贸易”和“市舶司”管理的制度，对海外贸易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

    不过随着欧洲殖民者越来越多地涌入东方，大明帝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以一种无法阻挡的势头冲开了这个束缚。到16世纪下半叶，私商贸易已经基本替代了贡舶贸易，海禁名存实亡，隆庆开关后，广州成为了大明帝国公开承认的海外贸易口岸。

    随着“不与民争利”的清流谏言，崇祯皇帝也撤掉了各地的市舶太监，市舶司收入一落千丈，更加有名无实。这里面，既有内陆沿海官员和私商扭合在一起越发难以约束的地方势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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