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后排偷听。大教室很大，一次同时给二三百人上课，学生来自不同的系别，因此我的偷听回回得逞，有惊无险；若遇上相识的老师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没有课本，课本大都是按人头油印的，但我几乎练就了过耳不忘的神奇，居然在卖饭菜时就叽哩哇啦地轮番用偷听学来的英语和日语与学生对话，进行学习实践，炊事员与大学生用外语交流，这在厦门大学的食堂史上史无前例。但当时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像我这样出生不好又没有门路的平民是决没有上学的希望的，我把这段经历和所见所闻揉入了我的集邮研究文章《“T18·工农兵上大学”在述说》。

    1977年夏有了要恢复高考的传闻，但我根本就不敢相信，那时“两个凡是”坚定不移，“教育革命”是“最高指示”中铁定的事，怎么有可能恢复“*”前旧的一套呢？然而刚刚复出的*当机立断，硬是下出了恢复高考一着棋，真乃石破天惊！

    我立即参加了母校双十中学举办的高考补习班，每天一下班就穿着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往镇海路赶，母校的老师以特别的感情，把我这个老孩子搂在她温馨的怀里，让我在补习班中一直有主人的神气。我在亢奋中拼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填报了“隔墙如隔山”的厦门大学外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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