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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董邮友在《庆阳集邮》2011年3月20日出版的一期上的《上山下乡和知青邮票》，发现似曾相识，想起自己多年前发表过的同名文章，从电脑中调出来对照一下，发现尽管“三拨”的框架基本雷同，但仍还是大有不同的文字表述，不同在于我对****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持明显的批判态度，而董君则不然，我们都是过来人，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文过饰非。还有我的原文把第一拨知青上山下乡的时间写错了，不料董君也错得一样，因此深感歉意，应该是1955年而非1953年。

    邮票上的知青“三拨”的划分应该是鄙人比较强的独创，记得拙文发表在2005年第5期陕西的《收藏》月刊上，2005年8月2日四川的《文摘周报》还摘录发表过，这一刊一报都颇具影响的，在集邮的圈内圈外都有广泛的传播。

    我的最后一段个性表述“不少老知青在当代社会中正是由于缺乏知识和体力，成为首当其冲的‘下岗人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所谓“四零五零”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很大一部分指的就是第二和第三拨知青。但老知青因往昔的生活磨难而变得坚强而坚韧，大多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微笑着面对时代的挑战”它与董文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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