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来我们都是你可以重新建设的。我们的国家包袱太多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只有用最激烈的手段，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她的面貌。”
    这些话，想来在苏维埃党内部，是共同的认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这个当代中国的经济之都，陷入了苏维埃党人的红色海洋之中。在普通工人之中，大力发展，很受欢迎。
    听项先生说，肥皂厂里面竟然有一半都参加了苏维埃党建立的工会，其中的进步分子甚至加入了苏维埃党的外围组织。
    陈殊对此忧心忡忡，项先生也十分担心，上海的工人时常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开始的时候以固本肥皂厂为标准，游、行让各个工厂都要提高工资。要是不同意，就联合罢工。
    工人们有了工会撑腰，工会后面又是苏维埃党，它们现在在国民政府还有着三分之一的席位，工厂老板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只好提高了工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十五块一个月还不满足，渐渐提高至二十块一个月，甚至是二十七块一个月。商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对于苏维埃党的怨言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国务委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强烈要求苏维埃党停止这种游、行。
    但是这种公开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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