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身边的这种人，还要等候房子，可见官舍到了何等紧张的地步。另从《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记看，汉晋时全国管员总数约为7000人，隋朝后扩大到12576人，唐朝膨胀至18805人，其中在首都当官的就有2620人。怪不得顾况对白居易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其实，当时的长安不仅米贵，住房也是很紧张。可以相见，两千多名居住在长安的管员，大都有了老婆孩子，还有奴仆杂役等等，需要解决多少房子？
    官舍如此紧张，是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大唐政府从改变衙舍建筑的格局入手，将办公的地方和居住之处分为两处，衙门原地不动，管员住宅建在外城。从史料记载来看，先后共建起108“坊”。这样，管员家属不能再住公房。不过，在办公区域仍然有管员单身宿舍，主要为管员值班之用，也适当照顾单身的年轻管员。同事，朝廷对那些德高望重，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臣，在住房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允许他们住在官舍，如果管员调动或者或者退休，还要办好住房交接手续。比如，唐玄宗批准宰相李日知退秀，这位老臣“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很快找了别的房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
    住房改革以后，那些拖儿带女的官员，如果在长安城里没有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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