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亦千古之遗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对于范濂的上述言论，我们需要谨慎从“海公名臣，竟为东南造此等业障，亦千古之遗恨”等措辞可知，范濂对于海瑞的评价极为负面，故而“自海公以后则加叹、杜绝，遂为定例”的论断是否真正成立，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加叹、杜绝”的定例在海瑞处理徐阶案之前就己经存在，范濂将之“栽赃”到海瑞头上。但无论怎样，海瑞与“加叹、杜绝”的产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海瑞允许徐阶买回“田面权”所致，当然这些与“加叹、杜绝”的定例并不矛盾。
    那么海瑞判决的法律依据何在？由于尚未找到直接的审判文书，这就需要寻找间接证据。其实，早在海瑞巡抚应天之初，徐阶就曾致书松江知府衷贞吉，认为“退田”的要求无异是赤裸裸的“白夺”行为
    适见按院所行告示，其为民之心本极恳切，但奸民所以未敢肆者，惧抢夺之罪耳。使抢夺无罪而激变有刑，则奸民乘之妄作，以富家存留自食之米，概指为余剩，强迫称贷尽其有而去，富者将何以自存。夫富者独非民乎？
    且奸民今日称贷于甲，明日贷于乙，既磬富者之有，其贫弱之民乃更无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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