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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运输给东江，主要依赖于天津和登莱这两个后勤补给基地。
    天启三年正月，督理辽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上疏请求改朝鲜运道于登莱，登抚袁可立以登兵海防事重为名反对，鲜运遂分由天津、登莱共同承担，运船则有官船、民船之分。
    米豆本色、布匹主要由天津发送，饷银与衣甲、器械、火药等物则由登莱起运。
    天津鲜运船一百六十只，水程出海二三百里，必由勸海抵登州，“多礁石，及铁板以触，舟立碎”，海运风险大而且费时日。
    而登州船只一百四十只，在水程下海后，一路经由庙岛、蛇肌岛、皇城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鹿岛，最后到达皮岛，除了到庙岛的路途中有礁石，有点风险，又需防范飓风外，从庙岛到皮岛都是“随岛停泊，但候顺风，不六七日竟达平岛，无他险峻”。（《明熹宗实录》卷30）
    天津由于海运艰难岁只一运，登莱岁则二三运，总共有运船二三百艘，每船运米六七百石，一年可运约本色米豆和折色数十万。
    明廷初定东江之兵额为二万，月饷本色五斗，年额本色米十二万石。据天启三年三月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称天启二年天津接济东江的鲜运“共用船一百六十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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