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余名，仍诱各将乘机而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二月十六日具奏》）
    然而朝鲜人的说法却与毛文龙截然相反，《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仁祖四年十二月甲子载，备边司启曰“且诏使奏本中徐敷奏所载辽民，皆以为出于自己，不悟其如见肺肝，殊可恶也”。
    即使后来极诋徐敷奏的梁廷栋也称“奉差私带难民，为毛文龙所参”。
    可见，徐敷奏擅自载回是有可责之处，不过所舟载的正是那些奄奄一息的饥寒辽民，这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毛文龙却诬陷他招诱辽兵，又诬陷招去壮丁二万人，毛文龙自己说来船只有五十只，在当时的海运条件下就算是大辽船一艘也只能“载百余人”，总共最多也只能载五六千人，而毛文龙却说二万人。
    又诬陷徐敷奏招诱辽将西逃，这显然是将无关之事也归过于他。后世有些人轻信毛文龙的话，竟执此以指责徐敷奏与袁崇焕。
    毛文龙之所以对徐敷奏舟载辽民反映这么激烈，并擅杀赵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辽民当做自己的财产，宁愿让他们饿死也不愿他们回归内地，有了辽民他便有了敛利自奉、虚兵冒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毛文龙下令这些屯种的辽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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