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
续维持江南重赋的局面,这跟朱棣“进取型”的内外政策有关。
永乐一朝,征蒙古、征安南、下西洋、迁国都,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大举动,势必需要江南这个“纳税大户”的全力支持。永乐朝平均3200万石的税粮收入也创造了有明一代的最高记录。
江南官民由于重赋、天灾等压力,难免也寄希望于朝廷加大蠲免力度,因此在报灾时也可能存在高报甚至谎报的情况。
赵居任代表朝廷利益,一定程度上打压报灾级别,客观上有利于维持朝廷的重赋政策和财政收入,使蠲免政策更富弹性。
基于上述原因,朱棣得以纵容“佞上而不恤下”的赵居任在江南地区长期供职。而当赵居任病卒后,朱棣旋即升浙江布政司右参议岳福为通政司左通政,接替赵居任治水督农。
而这个岳福也是个“老疾不任事”之辈,对于江南水利和农务督理作用有限,却也在任七年之久,直到宣宗即位后才被召还致仕。
以朱棣如此善于用人的英主,却连续选择位年老体衰、不作为的大臣负责江南治水督农大任,看似令人迷惑,实乃蕴含深意的“帝王之术”。
当然,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这也跟永乐中后期,朱棣忙于迁都和北征事宜,对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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