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宣武对此很反感，很难接受这种方法。
    一种是利诱，翻遍华夏史书，这种方法好像一般被用在鼓动人造反或者是战场这种很暴力场合上，而很少用于地方治理之上。如果一定要说，汉初的无为而治应该算是吧。
    原因也很简单，这种办法要么见效非常慢，还不如行政命令更有效果，要么见效很快，但会带坏社会风气，让千百年来建立起的道德体系轰然崩塌，成为威胁王朝统治根基的重大隐患。君子言义不言利，这是华夏的传统，言利显得很low很掉档次。
    与华夏不同，西方世界对这一手玩得十分利爽，无论是开发美洲大陆，还是掠夺亚非拉的殖民地，几乎是通过一个“利”字鼓动欧洲的人们自发地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弊病是容易让人们变成一团散沙，彼此不信任，这也许是西方难以形成大一统国家的原因所在。
    另一种就是教化，这种教化很多时候表现为忽悠，比如愚民政策。如果放在后世，那就是“企业文化”、“自由”之类概念，很高大上的玩意，一般人玩不起。
    教化见效很慢，但效果却好得出奇，所埋下的隐患按其概念的不同而不同。
    董宣武再三考虑，第一种他不忍做，第三种他还做不来，只能选择第二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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