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中国这样，国外的讲座教授更熬人。比如康德，三只大犇拢一起的哲学家，就想要一个哲学教授而不得，生生熬到了46岁，康德才拿到了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授职称。于是，接下来的十年，康德一个字都没发表，愣是潜心研究去了，最后还真让他给铸就了批判王座。

    80年代的中国高校的职称，比后世的职称还难得一些。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回城的教授恢复了职务，他们要继续发挥光和热，就要继续占据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渐渐回来了，81年82年出去的早期留学生，还有84年85年出去的短期留学生，纷纷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康庄大道，其中较有资历的，自然会得到高阶的职称。

    像是韦兴思之类的文凭较高的海龟，占一个教授的位置，谁都说不出错来，因为人家留在国外都能拿个类似的职务了。

    种种矛盾之下，最受伤的就是中层研究人员。

    他们的政治能力偏弱，学术能力也偏弱，不得不按资排辈的等位置，运气不好的，会被接连插队以至于退休都拿不到正高职称。

    杨锐并不愿意侵害这部分人的利益。

    倒不是他的心肠变软了。从杨锐的角度来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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