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主义是一成不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癌细胞倒是有可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生物体系和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杨锐失笑的同时，转移了话题。

    景语兰的注意力也不在杨锐如何获取信息的，颔首道：“说的对。政治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明证，听他前七次炉边谈话，谈的都是新政，是社会、工业和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一直强调的救济和复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向*靠拢的改革……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最需要谈的也是社会、工业和工人问题……”

    她显然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杨锐也不打扰，就让她自说自话。

    说话，在某些时候也是理顺思路的方式。

    景语兰说不定能就此发表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呢。

    杨锐倒不担心她说错话什么的。自80年代开始，因言获罪与学术界的关系就不大了，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探讨意识形态或者社会经济，差不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倒是大众媒体，一旦转载了某些文章或节选，往往引起轩然大波。

    现实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忍受不了的言论，在学术界却连偏激都算不得。

    不过，自由的代价向来如此。你要言论自由，你就要忍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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