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

    苏洵的弊在赂秦，迎合的是仁宗年间元昊起兵立国的时势，是借古讽今，反对给西夏岁赐以求息兵。并不是为了论六国而论六国。说起道理，真的放在战国末年的环境中来评价，其实是很偏驳的。

    苏轼的六国论则是偏了题，变成了过秦论。不说六国因何亡，不说秦因何得天下。只说秦速亡，乃是因为不养士之故。只要能将‘智、勇、辩、力’这四等人豢养起来，剩下的愚民无人领导，纵受压榨也不用担心。抱着这样的观点，所以一说到免役法的不好，就是官宦人家若是少了衙前役的百姓在门前奔走，将会‘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至于苏辙的六国论，最近才在士林中传播开。说六国覆亡是坐视赵楚齐燕坐视秦人攻打据有中原腹地的韩魏，等韩魏一灭，四国亦不能独存。从天下地理战略上不为错，但指望山东六国能长年累月的守望相助，还不如指望老母猪能爬树，一点现实意义都没有。

    三苏的《六国论》以说动世人为目的，并不在乎说辞的是非对错，牵强与否。在儒门，这是不可容忍的。于儒者看来，道理应该是万世不磨的规则，怎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王安石对苏洵、苏轼的评语，最严重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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