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矾业兴盛，收益能填补国计，就下一道令，将矾业收归国家专卖，让本是矾业行会的矾楼，变成樊楼。当然，官办的矾业之后也完蛋了。

    那时候，朝廷每年的税赋收入，六成半在军中，两成半官吏，一成作为各级衙门的日常开支，所谓冗军，冗官，冗费，三冗是也。

    至于遇到水旱蝗等灾异，就少收点税，情况差一点就免税，再差一点，就送去几百百本度牒，作为赈济的本钱，也就是拿度牒跟大户换粮来赈济。

    除非觉得流民造反，派军出去镇压的成本多过开仓放粮，否则朝廷不会同意放开仓库，毕竟朝廷是量入为出，很难积存下来，能省则省。

    而皇帝的内库收入，给军中和官员的赏赐居其大半，剩下的就是杂七杂八的支出，天家自己的花用也包括其中，当然也没有太多剩余。

    在变法之前，给军队换装，修建寨堡，都只能吃老本，仁宗时期耗光了旧年的积蓄，留给英宗、熙宗的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国库，逼得熙宗不得不决心变法。

    至于修桥铺路的经费，当真是没有。与韩冈颇有恩怨的李师中，早年重新整修了中原入岭南的官道，被世间称为能吏——那条穿过五岭的官道，从中唐之后，就没有再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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