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了。

    按照财主们的思路，购买田地收租自然是最稳妥的方法。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土地始终是保值能力最强的财产，不需要复杂的知识，也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收入却是相当稳定的。遇到战乱，把地契藏好走，只要世道恢复太平，拿出地契，不管有没有改朝换代，官府都会认账，佃户死光了不要紧，再招佃就是。

    因而不仅乡村地主如此考虑，就是经营工商业发家的商人和朝廷官员莫不如此。弄到钱之后就大规模的买地收租。即使海上商业霸主郑氏家族，也购入了大量土地，成为福建最大的地主。

    财主们跑到临高，自然也存着如此的想法。不过在在这个宣讲会上，他们很快发现此路不通。

    元老院并没有从法律上禁止租佃制，所以过去的租佃制依旧可以按照旧有的习惯运作。但是，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元老院颁布了的多个法律文件都对租佃制进行了诸多限制和打压。

    在税制改革之后，地主所惯用的隐瞒土地逃税、转嫁税收负担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严格执行的累进制农业税使得租佃地主的负担变得十分沉重。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元老院对劳动力的釜底抽薪。国营和私有的集约化农场、蓬勃发展的工商业企业都使得原本的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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