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真不赖。”

    费祀摇摇头，他说：“于鄂水在一次辩论里引用路德维希《青白尼罗河》中的一段话，以前我觉得不对，现在觉得是至理名言。此话是这么说的：乌干达最有权势的酋长，所获得待遇也比不过伦敦一个英国工人的待遇。”他喃喃自语，“我算是受够了。”

    郧素济摇头表示难以置信。于是费祀便倒了许多苦水出来：干部迟钝、群众愚昧、劣绅奸猾、官员迂腐。

    政务院下达的各种文件，他绞尽脑汁琢磨出合适的执行办法，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去传达。然而即便是掰开了揉碎了，手把手的教给干部，干部也难以理解，或者按照他们的方式理解。南辕北撤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费祀苦笑道，“也就杜雯搞得那个马袅农干所培训的干部还能用用，可是这些人啊……”

    “怎么？”

    “都和革命小将似得。说起来就四个字：简单粗暴。在基层乱捆人，乱打人。动不动就要施展‘专政铁拳’。”

    “群众没意见？”

    “怎么会没意见？不过大明治下官吏横行霸道惯了的，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衙役下乡那是难得的事情：要么是出了人命案子，要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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