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曼斯总督,原本已经对打开对华贸易的局面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商人过于狡猾,一贯背信弃义,不用武力为贸易保驾护航的话,公司的业务就很难取得像样的突破。偏偏不幸的是,中国沿海的局面在这些年是如此的纷乱,而公司在东亚地区可供支配的武力又太过于微弱。

    然而,在巴达维亚总公司和澳洲人签署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的局面几乎是立刻就为之一变,澳洲人的船只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员港,运来了无数荷兰人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国货物－－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大量越来越畅销的“澳洲货”。而且自从高雄开埠之后,澳洲人的供货周期还在不断缩减－－普特曼斯总督很快就发现,澳洲人在高雄建立了巨大的中转仓库,积存了大量商品用以对荷兰人和日本人出售。

    与大员港荷兰商馆以前的主要供货商——总是朝令夕改,喜欢不断提条件的郑芝龙和其它海盗集团相比,这些澳洲人的“契约精神”显然十分到位,在履行合同方面一向都是分毫不差。当然,他们在要求别人履行合同的时候,也一贯是那么的严格甚至严苛。

    幸好,这也正是荷兰人的强项：如果连起码的契约精神都没有,荷兰人怎么可能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于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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